博客首页|TW首页| 同事录|业界社区
2015-04-24

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分析会上,海尔董事长张瑞敏对总理说,海尔的目标是把自己生产的家用电器变为家用“网器”。这是在“互联网+”,“工业4.0”“制造业革命”等概念满天飞,股市风口上各色猪羊齐舞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传统产业的领袖人物用一目了然的简单概念说明白了企业转型的目标,说清楚了互联网该加些什么东西,确立了真假“互联网+”的辨识标准。

当海尔生产的冰箱,电视,洗衣机和空调变成了网器,也就是互联网的数据终端,就会彻底改变传统家用电器的生产方式,使用方式和商业模式。一旦这样的网器进入使用者家庭,就可以将产品运行数据,环境数据,使用者使用偏好数据等通过无线网络传输给海尔,可以实时跟踪产品的运行是否出现问题,预期使用成本和寿命,确定产品是否满足用户需求,产品是否有缺失功能或多余功能,与环境是否适应。通过深入分析数据,可以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可以降低产品成本,可以支持用户的个性化定制,可以进行产品创新,可以增加用户的满意度和品牌忠实度。如果海尔的网器产品系列逐渐成熟,那么,公司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配置,生产流程,销售渠道都会发生全面的变革,节省大量的开支,在产品销售收入外,获得持续的服务收入。

和海尔的网器战略目标相比,其他家电厂商乃至其他传统制造业对如何融入互联网的认识就显得有些肤浅了。多数人还把注意力放在产品推广和销售层次上,琢磨着如何开网店,如何进行网络推广。少数人开始试图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环节上引入互联网因素,大谈所谓智能制造。和海尔相比,只要没有把最终产品视为网器,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到网器的创新方向上来,可以肯定的说,转型是没有希望的。

回顾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互联网的发展与网络业企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网器的创造与利用的历史。

从互联网问世的那天算起,计算机就变成了网器,也就是网络数据终端。由此带动了一大批网络服务商,网络设备提供商,电信设备提供商和软件提供商的发展壮大。以计算机为网器支撑了互联网产业二十多年的蓬勃兴旺,也支撑了电信业从模拟式电子通讯转变为数据式网络通讯的转型。

2007年,随着乔布斯重新定义手机,手机也变成了网器。互联网从有线网络扩展到无线网络,进而又带动一大批传统设备和产品一步步地演变为网器。从穿戴用品到汽车飞机,从各类传感器到坦克卫星,从电视到医药,一个万物互联,无物不联的网络世界正在形成之中。每一种新网器的出现,都将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网络化,将人类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数据化。随着网络世界的日益扩张,人类传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运行机制都在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也为有心人提供了无数创新创业的思路和机会。海尔提出将家用电器变为网器就是一种比较透彻的思路,远比那些仅仅把互联网当作工具,将生产过程网络化,却仍然生产不联不通的传统产品的思路高明很多。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新网器的出现,都预示着同类传统产品及其生产商的衰败和消亡,疑问只在于时间长短和代价高低。计算机变成信息资讯传播的网器,导致了报刊业的衰败和消亡;手机变成了既可通话又能上网的网器,导致了仅仅把手机当作通讯工具生产销售的迅速衰败和消亡;3D打印技术逐渐成熟,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产品制造设备成为网器,与传感技术相结合又会使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网器,必然也会导致传统产品制造商的衰败和消亡。

将传统产品变为网器,对创业型企业的挑战首先在于如何创新,对传统企业的挑战更在于如何转型以具备创新的能力。砸烂重来显然是不现实的,但在原有基础上搞创新更不现实。换头脑,换队伍,换资源是转型过程中的三大难关,传统企业十有八九过不去。以往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传统媒体业,零售业,服务业当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无法忍受转型的痛苦,走上了衰败与消亡之路。认识到必做网器是一回事,能够做出有市场有成长的网器是另一回事。

将传统产品变为网器,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企业单打独斗就可以胜任的,需要社会大环境的配合。一个社会的开放度和运行机制的弹性与一个网器能否成功的概率紧密相连。正在紧锣密鼓的创新过程中的无人驾驶汽车就是考验一个社会能否承受新网器冲击的绝好例证。一个连网络出租车服务都哆哆嗦嗦不敢面对的社会,恐怕难以承受接踵而来的各种新网器的挑战。

2015-03-24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记忆中这该是政府第一次赋予互联网如此重任,希望互联网能在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产业升级和创新中起到发动机的作用。虽然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互联网+”,但望文生义,大约指的是互联网上的发展与创新应该超出传统网络业的领域,更多地进入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跟上时代的步伐。

作为落实这一战略的首要政府部门是工信部,部长在两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和传统工业行业的融合是中国潜在的制高点,智能制造则是当前主攻方向。”他进一步解释说,智能制造主要指的是依托计算机的产品设计,以及依托数控设备和机器人的产品制造。以这一方向为指引,历经数年研究论证,并进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已经保送国务院审批。

这些话的态度不错,但方向令人费解。计算机,数控设备和机器人在制造业的使用已经有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早于互联网的大发展二十多年。这些东西尽管近年来依然有所发展,但已经算不上什么革命性的创新,与互联网也没有必然的联系,怎么就成了“智能制造”的核心内容和发展方向,就成了互联网与现代制造业融合的具体表现,就成了未来十年的制造业发展重心?

问题出在对智能制造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工信部是把产品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定义为智能制造了。在二十年前,互联网还没有大发展,这样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在今天,特别是要对未来十年做出方向性的判断,这样的看法就成了问题。

智能制造首先指的是制造业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的智能化,网络化和数据化,这是今天谈论智能制造与互联网时代之前的谈论最根本的区别。智能产品之所以能够有价值,有市场,有发展,能够对传统产品产生毁灭性的打击,就在于这些产品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移动技术更好地替代了传统产品的功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降低了产品推广,销售,运行和维护的成本。曾经显赫一时的柯达,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制造业巨人走向毁灭,不是因为它们利用计算机,数控设备或机器人不利,而是没能创新出好的智能产品。

智能制造当然也包括产品设计,生产,销售,运维的全过程,也包括对计算机,数控设备和机器人的使用,但核心的,具备革命性意义的在于对互联网的依赖。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的发展,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实现分散设计,外包设计,个性化设计,互动式设计;才有可能实现生产的委托外包,远程控制,实时监控,全球化生产;才有可能实现网络直销,取代传统的产品展销渠道;才有可能对产品运行实现实时监控和维护。

智能制造还意味着创造全新的产品,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全新的商业模式。诸如3D打印,从原子层次制造出的新材料,数字医药,智能穿戴产品,无人驾驶汽车,等等,这些创新才是智能制造真正的价值所在,而不是什么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程度。换句话说,智能产品需要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但是,智能化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并不等于智能产品本身。

所以,“互联网+”意味着让互联网思维,逻辑,活力和创新冲出传统网络业的范围,进军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的产品和服务依托互联网进行,产生全新的市场和价值。这才是互联网加法的意义所在。多搞点数控设备和机器人当然好,但仅此无法实现制造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因为代表先进水平的标志今天已经变成了智能产品的设计,运行和经营能力。

为什么一个全新的概念下却充斥着陈腐的思维,新瓶装满了旧酒?根据报道,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前期由中国工程院150多名专家花一年半时间战略论证,工信部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制定”。原来这是传统制造业的人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方式,网络业的企业和人才没有机会深入参与规划的研究与制定。我们已经看到过传统媒体业自己弄出来的“新媒体”是个什么下场,已经看到过传统商业自己弄出来的电商平台是什么东西,正在看到传统金融业自己弄出来的“互联网金融”是个什么水平,难道还要再看看传统制造业自己去弄什么“智能制造”?

2015-03-02

据柴静今天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此视频拍摄为其自己投入了100万制作完成,资金都来自于前两年出书所挣得的稿费。工作人员则都是她在央视工作时的十余个小伙伴,她强调是以个人身份对片中所有的采访对象和现场进行的采访。

不多说,已被你的朋友圈刷屏的,柴静回归第一部视频自己看,接近1小时44分钟的长视频,值得你耐心看完:

http://v.qq.com/cover/x/xuorh5oe7ifczox.html?vid=e0016cyl6lu


在看视频之余,我们还想推荐钛媒体(微信号:taimeiti)专栏作者谢文的一篇关于“雾霾”的旧文《窒息的痛苦》,配于此视频,更有些特别的意义:

新年伊始,整个东中部地区就长时间地被严重的雾霾所笼罩。污染程度之高,远远超过了历史记录。两年前,当人们可以看到PM2.5含量指标时,常常惊叹于100或300的数值是多么可怕,因为已经超过美国或联合国认定的健康水平的10倍。而现在,我们却开始领略PM2.5数值达到1000以上乃至爆表的风采,以至再看到100-300之间的数字时,居然产生了一种欣慰的感觉。不能不承认,人们的自我心理调适能力的确不凡。

日复一日,严重的空气污染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窒息的痛苦。戴口罩则呼吸不畅,不戴则不敢用力呼吸。喉咙,鼻腔,肺部逐一感觉不适,对那些缺少长期稳定地在高污染环境下生存锻炼经验的人尤其明显。窒息感,成了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快感。

令人窒息的不仅仅是现实世界,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也雾霾重重。前几天听说了讨论中的网络实名法的实施解决方案,顿时产生一种窒息感。一个官办互联网协会经过积极努力,拿到了查核检验用户实名上网的权力。但是,百姓的身份证数据库却在公安部手里。所以,一种可能的场景是:当任何一个公民(也许有极少数例外)上网访问任何一个网站时,一个庞大复杂的后台系统先要自动连接互联网协会的网站(听说自称“阳光网络”),然后向公安部身份证验证网站发出验证申请,验明正身后将批准信息发回该网站。

如果该公民接着又要访问另一网站,那又要重新走一遍验证程序。但是,绝大多数网站并不要求网民注册身份,实名上网的法律如何落实呢?一种可能是要求所有网站必须经过实名注册方能使用。另一种可能是将每个用户上网时的网络IP地址与身份一一对应,那就需要与网络运营商的系统无缝连接。这任务不是一般地困难,要做到高速,稳定,无一遗漏绝对是个高科技挑战。而最大的可能是实名上网主要对象是像微博,博客,BBS这类百姓可以发声的网络服务,对任何喜欢胡言乱语的人起到一种心理威慑作用,并不真的对全部上网行为进行实名认证。

如果把这一堪称世界级创新的伟大构想转换到现实世界来落实,场景大致是这样的:任何公民走进一家饭馆或茶馆,朋友,熟人或者不认识的人之间是不能开口说话的。需要等到店小二捧来一张实名验证登记表(高级一点的场所可以使用iPad或iPhone以体现高雅现代),经过顾客一一报上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然后店家登录“阳光网络”查证,几分钟后,顾客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当然,餐桌上是有录音和播放设备的,客人们的谈话不能涉及有关国家安全,大政方针,黄赌毒,钱财欺诈之类的敏感话题,否则店家有权当场拿下或及时禀报有关部门。至于什么算敏感话题,就只能由店小二基于自身的政治觉悟和敏感性临场发挥了。如果由于店小二水平有限,错漏了任何敏感话题,那么店家有责任长期保留聊天录音,以备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前来追查。

这不是无厘头的荒唐推论或是舞台上荒诞剧的一幕,应该说这一切已经在互联网上实现多时了,现在无非是补一个法律手续和提高体系效率,使其更加严密化和精细化而已。当然,相关参与者由此获得更多的权力,编制和资金也是不言自明的应有之义。为实行这种做法所拿出来的理由是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所以要侵犯个人隐私,这不是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辩证法。为了保护个人隐私不被他人,公司或组织所侵犯,代价是个人隐私被另外一些他人,公司或组织所侵犯。至于为什么前者的侵犯隐私不能容忍,却要容忍后者的侵犯隐私,那是因为前者可能是坏人,后者一定是好人,必须相信也只能相信后者的品质,诚意和觉悟。

网络侵权和网络犯罪的确存在,并随着网络普及和发展日趋严重,世界各国都在寻找治理之策。和现实世界一样,反侵权不能简单地以另外一种形式的侵权来实现,而必须寻找某种动态的,合法的,获得多数人认同的平衡点。在现实世界中,给人套上一个套子,它可以通过定位,录音,摄像,拍照甚至遥感人体内部的心脏跳动和血压高低来记录人们的一举一动。这套系统叫做“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如今正在网络界流行,作为大数据创新的一种尝试。

如果把它用来反侵权反犯罪,一定是个利器。如果哪个政府敢于强迫每个公民都套上一个,那这个国家的侵权犯罪现象一定趋近于零。但是,那就不叫“量化自我”而是“被量化自我”了。区别在于前者所以获取的数据完全由个人自己控制,而后者却是由有关部门控制。

无论现实世界还是网络世界都是雾霾重重,使人产生窒息的痛苦。最简单最见效的反污染方式就是强制停止一切产生污染的人类活动。但是,由此而来的清净世界对人类还有什么意义吗?

2014-06-03

文/谢文

互联网引入中国20年来,引发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但与此相关的各种辩论和政治博弈绵延不绝,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能够勉强与此媲美的莫过于清末官场关于是否引进铁路的大辩论与博弈了。

1825年,英国建成世界第一条铁路。数年后,中国极少数书刊开始介绍铁路这一新科技,但无人言及中国是否跟随潮流。其后50多年里,外国驻华使节和外国企业多次向清朝政府建议修建铁路,但一律被严辞驳回。各租界内先后修建的展示性铁路,或者被勒令停止,或者被清政府购买后拆毁。

1881年,为了唐山煤矿运煤需要,李鸿章采取先斩后奏的手段,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实用性铁路—-唐胥铁路,全长区区9.7公里而已。但这引发了朝廷内保守势力和卫道士们强烈不满,要求取消铁路的奏章铺天盖地。作为妥协,李鸿章下令取消火车头,改用骡马拉火车。

在反对修建铁路的阵营中,曾任清朝驻英公使的刘锡鸿以过来人的资格,上《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洋洋洒洒七千余字,若翻译成现代汉语恐怕要超过3万字。折子力陈在中国修建铁路的”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共计二十五条大罪,轰动朝廷内外,影响巨大。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条:1)修铁路不合中国国情,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文化传承均不支持铁路的修建运营;2)修铁路有碍国家安全,铁路建成外国军队可以长驱直入;3)修铁路破坏社会稳定,风水改变,祖陵震动,人口流失;4)修铁路有利于外国人赚钱,国人吃亏,道路运输,水运等竞争不过铁路。

无奈形势比人强。几年后中法战争开打,面对船坚炮利的现代军队,清军后勤运输吃重。权衡利害,清廷才明白铁路有利于军队行动的好处不仅仅是对外国一方有效,万般无奈地开放铁路修建。但此刻为时已晚,铁路促进社会现代化的综合效应还来不及充分显现。清朝在第一条铁路建成的30年后灭亡,而导火索恰恰是反抗国进民退的四川保路****。

1967年互联网雏形问世,到70年代后期已在美国出现公共网络服务。此时正值中国文革内斗,国人无缘以闻。直到改革开放进行了15年的1994年,中国才开通了第一条互联网公共服务线路。经过20年的努力,超过一半的国民成为网民,网络业涌现出一批有人才,有技术,有资金,有品牌,有核心竞争力领军公司,网络数据流开始逐渐吸纳社会的物质流和资金流,成为中国加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从互联网引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反对引入互联网,压制互联网发展,阉割扼杀互联网本质的力量一直在社会各个层面存在,千奇百怪的鼓噪声不绝于耳,近来更是走火入魔,动作不断。其实,归纳起来,反对互联网发展的理由和130多年前以刘锡鸿为代表人物的反对修建铁路的说法大同小异。如果把他的折子换个主题词,内容稍加翻新,就是一篇大气磅礴的《仿造西洋互联网无利多害折》,也许二十五大罪还可以增加几条。

在一定意义上,互联网和铁路一样,在不同历史时期起到引导和加快社会的商品流动,人员流动,资金流动和信息流动的作用。如果说铁路是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国之动脉的角色,那么互联网在一个国家信息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更重要,堪称国之命脉。类似铁路或互联网这样人类历史上的大创新一方面拓展了社会发展空间,增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创造了生产与生活的新方式;另一方面势必会威胁,冲击,摧毁原有社会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铁路或互联网也必然会导致各种新问题,需要在发展中积极而不是消极地加以应对。

最坏的一种应对方式就是不去改变不适应铁路或互联网发展的旧体制,而是削足适履,用旧体制框住新事物,像清朝那样用骡马拉火车,或者像某些人鼓吹的将互联网搞成不联网。对各种互联网服务搞繁复的准入许可,对网民的信息发布和交流搞单边黑箱式的监控审查,对网络业的创新搞花样百出的限制压抑,对通行全球的网络服务搞封锁关闭,其背后的逻辑都可以在清末关于铁路的大论战中找到根源。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唐太宗李世民的警句世代传颂,但不同立场的人却可以从同样一段历史中获取不同的教训。如果嘴里说的是“兴”,心里怕的是“替”,那么无论怎么重视历史经验,也不会弄明白世代兴替之道,只会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对待新生事物。这样下去,什么样的新兴,振兴,中兴都不会实现。

1994年4月20日,中国首次开通64K国际专线,接入国际互联网。20年过去,从BBS、门户、博客到如今的微博、微信,互联网已是大多数中国人触手可及之物。互联网,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精神?是中国融入全球的纽带,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藩篱?互联网有过怎样的过往,又将会面对怎样的未来?共识网特邀请原雅虎中国总经理谢文,与大家一起谈“中国互联网20年”。

主持人:共识网编辑孟尧

20年前的互联网

主持人:欢迎您来到共识网的演播室,聊聊中国互联网20周年。从您自身谈起,您是一个在互联网行业的前辈,1994年中国首次接入互联网时您在美国,是在念书还是在工作?

谢文:在工作。

主持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谢文:我做投资资源、投资顾问方面的,另外业务上也做一些互联网方面的尝试。

主持人:当时您听到中国接入互联网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和感受?

谢文:因为当时美国互联网商用化或者叫公共化已经10年左右,我第一次用互联网是1983年,刚到美国,1994年美国的互联网已经相当有模样了。作为在中国长大,成年以后才去美国读书工作的人来说,一开始当然有质疑,中国的环境、中国的社会,电话还没有普及,计算机更不用提,互联网、包括跟世界外部自由的沟通,能行吗?所以一开始觉得这是个象征性的行为,它不会像美国,当时1994年雅虎都上市了,是有质疑的,但是到1995年的时候我决定回来做互联网,当然也是觉得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态势,再一个是当时正好是互联网的商用已经进步到有了3W了,有浏览器,而不是早年的需要写代码或者专用的浏览器,比如美国在线的定户才能用浏览器来看。有了浏览器以后,包括现在我们有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雏形,所以中国有机会启动互联网了。

主持人:所以您回到国内之后,观察了一下,有没有发现中国互联网当时创业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发生过什么意外,是您没有预料到的?

谢文:一个当然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你要想做互联网,该怎么做,需要申请什么许可,要通过什么类似的程序,不清楚。所以我做第一个公司的时候还是很慎重的,找关系,直接找到当时中国电信,中国电信只有一家,去找数据局,当时建设互联网网络的主管部门。从那个地方去摸策、摸空间,最后第一个公司是跟他们合作一起做的。也是一种那个时代的特征,你不和主管部门搞清楚,辛辛苦苦做了半天可能什么都不是了。

当时最大的困难当然也是1995年的时候,大概中国有20来万互联网的用户,比今天的访问量少了很多。而这20来万主要用的是高校的网络,是内部网络,不是公共网络,大学的人因为出国的原因或其他的原因接触得比较早,那个时候不是做互联网是高科技,用互联网也是高科技,大家都不懂。所以20来万用户90%以上,不是电信的人就是外国人,外企,要么是主要是高校的,科学院的,而用途的90%就是一件事,发Email。所以在这么少的人群,这么简单的应用,线路极其缓慢,极其不稳定,价格极其昂贵的情况下,做吗?怎么做?你想一想,你做什么会有人用,而且要有一定的商业价值,这个是最大的困难,这差不多等于是在美国80年代初做互联网的情形。所以1995年刚开始做的时候,1994年4月20号差不多是一年以后,笼统的算是第一批。当初的一些公司,像亚信,更多的像接入商,或者是帮助电信建设互联网网络的技术支持、培训,也包括提供一些技术设备,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互联网。我们现在说的互联网在当时被归为增值服务,基础服务是接通。

主持人:基础服务是对于电信的。

谢文:是电信要建出线路来,让你接通,能跑,这就是基本服务,而且那时候是直接收钱的,而且也很贵,按分钟、按小时算钱的,一个小时20几块钱都有。所以那个叫看得清楚的商业模式,而且按照电信的理解也很容易理解。打电话多了一个要跑的信号。我们要做的俗称叫网站,好听一点叫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内容服务和其他服务,在上面再找到赚钱的方法,这个就太遥远了,跟现实一对比真正是第一批做互联网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是真正的梦想家和幻想家。

主持人:出于对新生事物敏锐的嗅觉。

谢文:国内做的第一批,不管是丁健还是王志东,还是丁磊,包括马化腾、马云,我是很佩服的,因为他们没有美国的长期生活经历,他们依然进入这个里面,持之以恒的来做。对我来说我有一个便利,就是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几年,看着互联网怎么从一个学术,象牙塔里面的高科技变成了商业化,变得普及,是以那样的速度在膨胀,有参照系。我当时也清楚中国互联网肯定要经过萌芽期、培育期阶段,所以那个时候无非是你愿不愿意在最初的阶段进来坚持发展,而不是说有没有前途,我坚信是有前途的,从第一天我就相信是有前途的。

中国最早做互联网的人的共性是不安分

主持人:我注意到那几年,从1994年到2000年,像您刚才说的最早的第一批开始做互联网的人,他们没有像您那样有国外的生活经历,您了解他们是怎样的一批人吗?丁磊、马化腾。

谢文:互联5周年、10周年的时候在新浪也做过类似的回顾和访谈,2000年泡沫碎了,也有媒体反思互联网泡沫,我说得都差不多。

最早做互联网的三拨人:一拨是国外回来的,比较典型的是张朝阳,稍晚一些还有李彦宏,我算一个。在美国看到了,我们真的认为从现代化社会进步的角度,美国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那边发生的事情,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要想缩短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互联网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国内第二拨人当然有电信、计算机、软硬件的这么一批人,自然从工作角度上,包括训练能力方面,现在看这一批应该是主力。像丁健电信的,马化腾是给电信编软件的,王志东做软件的,周鸿祎在中关村搞软件的,所以他们是一种进化。也就是说他们本行进入了互联网这个方向,他们跟上了,而不是原来的PC机或者是小型机,或者是传统的电信的通信网络,他们跟上了;第三批人就属于商业敏锐,有一种思维逻辑,想做互联网,他也不是国外回来的,也不是技术出身或者是干这行的,比较典型的马云算一个,汪延、陈彤新浪的几个最早做BBS的他们也算。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张树新这样的,他们本行既不是国外的,也不是电信技术的,IT业的,就觉得这是一个大机会,那个时候也可能是看报纸看来的,听故事听到的,或者出国看到的,觉得这个很好,就想入非非,觉得这个可以做大。

这三种人是第一批的背景,但他们的共性从我个人的接触,也包括这么多年大家交往,包括看他们对媒体的讲话,我觉得共性就是不安于现状。大部分人都是有现成的工作,有些是体制内,有些甚至是收入不错,前景不错的。愿意去做第一没有体制职称,第二没有资金来源,不用去想什么银行给你投资,也没有投资者会投资这样的东西,前景未知,画什么曲线也不敢断定比如2001年中国就有1亿的互联网用户,那个时候谁做这个预测一定是超级大忽悠。所以共同特点我想是不安于现状,对新生事物,最小很弱小、很渺茫,有热情、有激情,想象力极其丰富。另外有相当的领袖气质,表达能力、忽悠,联络“江湖”各方面。这个应该算是第一批人的共性。

互联网不是垄断

主持人:我发现他们形成了几大门户,还有后来的淘宝,您曾经说互联网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创业环境,他们现在这样的几大公司,有没有像一般公众想象的那样他们是垄断的?

谢文:你如果说的是1999年、2000年的情况,因为当时所谓的三大门户,他们融到了资,在没有什么用户的情况下,按当时的标准资金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几百万、几千万美元进来了,肯花好多钱去做公关、做媒体,所以名气巨大。其实对社会影响很小,因为那时候无非就是几百万人用,几百万人就是我刚才说的三类,学生、科学院的、电信的人,可能还有一些有钱人,也就这么一点人。所以他的外部形象远远大于他的社会影响力。满打满算二、三百万的互联网用户,谈垄断是开玩笑,从概念上就不通。

要说到今天,2014年的时候,第一这三大门户已经不是互联网的领军人物了,包括获取新闻也不是。他们虽然还有相当的市场占有率,但按照垄断的标准一家至少要50%以上才算垄断,所以我个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垄断,在互联网界甚至Google、facebook都不能称为垄断,有没有因为你的创新,你的技术上的垄断性,就是独门技术,比如Google的搜索,就是没人搜得准,加上历史的积累。形成了搜索上百分之七、八十是Google的,这叫做自然垄断,换句话说就叫独门。独门的时候你去斥责他又怎么样,没说不让你做搜索,你做去,问题是你做不出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语境下,在中国的环境下,用中石油、中石化来定义垄断,这两者容易产生误解。

所以我专门写过文章,曾经因为江湖恩怨,某互联网公司带头攻击腾讯是垄断,我当时写了一大篇文章,后来江湖上说是因为腾讯给我钱了我才写,几十年来我从来没有为任何人因为钱的原因去写文章,就是我的看法。事实上腾讯再大,占中国市场的份额百分之十几,不到20%,从收入的角度来讲,从用户角度来讲他是最大的、最多的。我们知道搜索大家用百度,电商有淘宝,游戏那就太多了,所以谈垄断没有意义。但是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情况,觉得自己个儿大一点,欺行霸市,混“黑道”、“白道”,这是有的,但这和垄断意义不一样,垄断是有严格界定的。

如何看待腾讯:创新不是发明

主持人:说到腾讯,腾讯有一个很大的骂名,很多人说他是在山寨。原来自己立足的产品QQ也被指责说是山寨,您怎么看待对于中国的这种抄袭?

谢文:我专门写过两组文章写过创新定义,我也专门辩论过。我是这么看的,创新从抓住原创性来讲,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脑子里蹦出来的,当你推出某个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世界上找不出类似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没有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创新的本意,熊比特最早有商业创新这个概念的时候,他是把创新定义为一种商业行为,创新不是发明。你做出一个新汽车,你得诺贝尔奖,你获取了专利,都不是创新,因为创新是一个商业概念,创新是一个过程,创新是你有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个新的产品,可能是一个模式,是若干因素的混合。只有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创新。你可以说我不同意熊比特的定义,我自己另用一个,你另用一个最好不要用一个已经严格定义的人家说出来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被业界和学界普遍接受的,你现在说的其他就不是创新。比如发明不等于创新,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互联网普世性的遥遥领先的绝对的第一,中国的确没有。再换一句话说,除了美国,除了硅谷,全世界其他国家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创新是一个商业的概念,在商业范围内某个国家、某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下,你把另外一个国家成功的创新学习过来,并融合成本国的、本地区的文化特点和市场环境的因素,加以改良,加以做,在这个一亩三分地上你把它拿出来,并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创新。也就是引进、改造、成功合起来他也是创新。你可以说他在全世界范围内算不得创新,但是放在中国的环境下,第一个做的、第一批做的人是创新者、是创新企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有很多创新,我曾经专门数过,比如门户概念。中国的门户和雅虎是完全对等的,特别是早期不讲版权,把所有的报纸、杂志文章都弄到一起,在美国不可能出现,你不可能上到一个网站获得全部的信息,但在中国的门户网站就可以。

而且一开始也说不清楚是犯法还是不犯法,因为版权也没说清楚。那样出来的一揽子的全方位的服务,再给你提供邮箱,中国式的门户算创新吧。比如像QQ,QQ一开始的确是从最早的ICQ抄来的,抄来以后中国的网络环境,中国的用户压力,中国人喜欢的那些小玩意儿,逐渐被腾讯融合在一起,高速、稳定、大容量,后来有很多人性化的,包括从韩国学来的动画形象,送个小礼物、小蛋糕。

因为原始意义上的ICQ是没有商业模式的,是不能独立生存的,就跟Email一样,是公众服务,本身没有独立的商业模式。但是在腾讯的手中它变成了一个有商业模式的,源于IQC又高于ICQ,ICQ自己都没了,反而成就了一个大公司。

比如我做的联众游戏,最开始获得的创意肯定是受MSN游戏区的启发,但是做起来放进了很多中国的游戏,象棋、拱猪,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可以挣钱的东西。那也是创新。电子商务,为什么阿里能够在浙江那个地方生根开花,无非是受浙江那个环境影响,都是小商品,民营企业,大家没有销路,没有市场信息,所以搞了一个服务。在它之前B2B的模式肯定有,但是中国的特色成长起来的,那就是阿里的创新。所以用这个事情说中国复制,在你第一个复制的时候,并且把一个完全美国化的东西中国化了以后,在这里生根发芽,本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创新,但是你说它是拷贝也不对,至少是具有相当创新含义的引进者或者叫做尝试者,成功者也是少数。

换句话说,除了腾讯,其他你给我举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互联网创新,现在还活着的,腾讯以外,千百个公司你找不出来。也许有创新,但是至少商业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就不叫创新。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太多的讨论的意义。我知道大家背后说的是什么,是说因为腾讯做大了,有钱有势有技术,他一拷贝别人就死了,因为他大,所以别人死了。这个你没有办法,因为法律上没有说拷贝就要保护,大公司拷贝就不保护,如果你都不能宣布你有版权的话,拷贝也没有用。咱们俩拷贝他,你凭什么指责我的道德水平低,不是的,本身就有这个因素。就跟网站一样,一篇文章你登了,大网站也登了,浏览量就是不一样,你非说只许我登,那你拿出版权,拿不出版权就都是转载,你不能说他转载就不对,这个讨论没有意义。真正的创新一定是有门槛的,真正的创新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的,或者等你学会的时候人家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你后面小打小闹的抄了也没有意义。

比如说搜索,七几年、八几年就有,在Google之前,曾经有非常有名的上市的公司,十几亿美元投入的公司有很多,为什么没有成功?那一定是Google用了一个新方法,这个新方法虽然还是搜索,甚至表现形式也跟过去差不多,但是背后那个核心的东西却不是一回事。等到大家慢慢悟出来了人家的妙处,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很多变量了,模型的精准度,效率已经不是小公司可以学了。你知道算法没有用,你还得投入100亿美元,投入100亿美元也没有用,你要有十几年积累起来的网页的存储。他有几个综合体系,这几个综合体系就是巨山,不可逾越。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好说创新、抄袭,我觉得一般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撒娇,我输了不是我输了。

主持人:刚刚说到腾讯公司大了之后,有小公司创新就被腾讯买走。您觉得资本对互联网有什么影响,会阻碍他的发展吗?是有泡沫阻碍他的发展,还是可以鼓励很多很多的小创新。

谢文:第一个问题是说资本或者是拥有资本的公司,在发展过程当中去收购兼并,包括购买技术也好、产品也好、公司也好,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古已有之的公司发展的方式,资本的运作、资本的力量来促进公司发展。这当中比如说像Google这类的公司,甚至不要说互联网公司,我们说IBM,说标准石油,包括很多大的医药公司,一年收购几千个技术、专利、小公司,包括有的收购就是专门为了人才,我就收购三个人,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我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风险投资投到了这家公司,本身也是资本和实业结合的一种方式,虽然他未必控股,也是投资,本质上没有区别。另外一个标准就变成什么是成功了,一个公司、一个技术、一个人被别人收购了是不是成功,过去我们认定只有公司上市才是成功,其实未必,成功是你的劳动、你的资产被市场接受,给出了对应的价格、资金,实现了你的劳动的本来的目的,就是一种成功。所以成功只有大小之分,没有一定是什么形式。

我知道你的背后的问题是现在有了若干个巨大的公司,所以小公司成功的空间变小了,不像我们早年做互联网,一片白茫茫的处女地,大家虽然做一做就可能利益双收。现在是你做一个小玩意儿,只好不行就卖了,大的互联网公司钱也很多了,所以他就收购了。有的人说我之所以没有成为第二个马化腾,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成功他就把我买了,这也是一种托词。我觉得这都是属于正常的发展,现在比较悲剧的是你干了几年没有人买你,颗粒无收就回家了,这个叫不成功,就是你的价值在市场上没有得到承认和体现,这个是真的不成功。有人买你和你上市,对你的劳动的承认价值只有多少的差别,有的时候买还更好,因为真上市的话你的价值还是有一部分是股票,还是卖不掉的。

虚拟世界的某些毛病是现实社会的反应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您之前做的联众游戏,据我了解中国政府对单机游戏都是有限制的,像微软出的一些东西都是进不来的,但是对当时形态的网络游戏有没有主管部门进行一些限制?

谢文:这是一个挺好玩的故事。单机版游戏实际上是没有太多限制的,除了内容。为什么?因为单机版游戏当时也是高科技,那个时候你得买得起PC,你得会操作,你得知道DOS系统怎么用。而我们的官员一般在这方面的能力都比较弱,所以没有看到,反而对游戏机是看到了,直到今年才对游戏机解禁。为什么?小孩拿去玩,团中央、妇联、教育部就开始封,把它看作是万恶之源,我孩子学习不好就是因为玩游戏。形式上封了很多年,实际上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还在玩。而网络占了一个便宜,高端、阳春白雪,用的人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主要是成年人,所以没有明令禁止。或者换句话说90年代,2000年,网络游戏还是社会主流看不明白的事儿,还是小众的市场,因为他们自己不用。所以没有专门的游戏牌照,但是从其他方面肯定有,游戏的内容是不是有政治问题,这可能主要是靠自觉。当年实际上是没有主管部门的,我们特别想找到一个主管部门求安全,文化部说你这算什么,我们一般都是芭蕾、交响乐,破游戏我们不管。我们到体委,想投靠,说我们搞网络大赛,你们这算什么东西。新闻出版署说你们这不是出版。大家想那么多年计算机软件那个才算版权,我们游戏也是几千万编码的东西,但是它是在运行当中的东西,他们看不懂,所以都不管。当然到后来游戏火了,赚钱了,你会发现政府各种部门都来了,要盖七、八个章,出这个那个文件,文化部为此还大打出手,争管理权。早期没有人认识到它的价值,或者说它弱小到没有任何人愿意用个小手指头来按你,你就活了。

主持人:后来对于网络游戏这一块,确实有很多家长积极抵制,说这影响了孩子的成长。2010年工信部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为由安装了禁止玩网络游戏的软件,后来这个举动被抵制了,没有实行。您觉得为什么会被抵制?国外有没有相应的做法?

谢文:这是两个巨大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网络游戏的出现会不会造成青少年都不读书了,网瘾到一定程度就要动摇国本了,下一代就知道玩游戏,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了。这个其实不是网络游戏单个的问题,不玩网络游戏,天天打麻将。我们老说四川全民玩麻将,我们小时候文革的时候没有学校上,你们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我们就整天游手好闲,打群架、泡妞。网络游戏的出现是不是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坏,很多人是这样看的。

比如说我孩子学习不好,是因为有了网络游戏,我要把网络游戏去掉孩子就考进北大了。是这个逻辑吗?其实不是,从每一个个案你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他本来学习很好,一玩游戏上瘾了。其实更多的是综合的因素,儿童成长的心理,是一个综合的问题。没有这个取代,他只要不想学习会由另外的东西来取代,你把社会上的娱乐全禁止了,你禁止体育、禁止娱乐、禁止音乐,我们的小孩都考上北大了?还是要分层次。所以我把这个叫迁入思维,但这不等于我们应该鼓励孩子没日没夜的玩游戏,还美其名曰让他们学习计算机和互联网,还可以娱乐,还有专家说玩游戏总比到街上打架好,这个不是的。有的时候青少年自制力差,在游戏中控制不住,游戏中杀人如麻,美女如云,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混了,这个是有的,但这不是靠禁止网络游戏来实现的,而是靠家长、学生、教师,包括社会环境的努力。你比如说规定每天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比如某些游戏内容是不是有赌博,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你禁止一个种类是不行的,比如把汽车禁了,改骑自行车,这是不行的。

至于绿坝为什么没有成功?不在于没有一个好的机制能够使得网络游戏业可以正常发展,孩子也可以获得适量的娱乐,而在于如何去做。你比如美国有很多,我们叫做NGO也好,叫做社区化的民主制度也好,他们是通过家长联盟、教育者联盟,通过这样的方式做一些服务,完全是平等自愿的情况下。

你比如说100万个母亲说腾讯你要再对游戏不控制,或者哪个游戏不屏蔽掉,我们就不用你,就抵制你的网站。我一权衡,为了这个游戏得罪整个社会,那我就要主动控制。美国有很多类似的绿坝的东西,有一个控制开关,比如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游戏是不能打开的,打开游戏的时候会自动发一个Email或者短信告诉家长,家长跟孩子约定你玩不能超过2个小时,周末可以玩多长时间。通过这样的方式体现民主、互动的社会自我管理。

绿坝之所以失败,明着很简单,产品很烂,背后他是通过工信部的方式,没有公开的招标竞争选举最好的产品来推广,而是某种关系,里面有权钱交易,而本身的服务又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强压。像这样的方式就不可能成功,没有体现出背后的价值观,也就是人人平等,包括小孩。你凭什么不让我玩一个半小时,只能玩一个小时,背后都是有一套道理的。包括政府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该不该介入,政策要介入必须有法,而这个法是很难立起来的,因为它是要通过多少年的社会共识才会出现的。

简单的说就叫该也不该,但细说起来涉及很多深层次的社会运行的道理和法律,包括人与人的关系等等。这个事情从那个时候看在互联网游戏方面表现的比较突出,其他方面,比如内容管理、用户管理,最近炒得比较热的“打的软件”,比如互联网金融。都会出现该管和不该管的声音,其实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怎么管,怎么管本身不是政府和从业者、网络业者之间的问题,它是全社会的问题。它跟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实社会管理运行机制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新鲜的。大家都说它是虚拟世界,一点儿都不虚拟,都是现实的,我根本不赞成虚拟经济、虚拟世界的说法,没有,它都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道理是可以通的,虚拟世界你看出来的某些毛病一定是现实社会的反应。

网站转载新闻的版权问题

主持人:2003年的时候是一个门户网站很大的发展,因为当时有一起孙志刚事件,各大门户网站对新闻报道进行了推进,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门户网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转载新闻的行为是侵犯版权的,您如何评价中国门户网站的形式和它的影响?

谢文:因为我算是做互联网比较早的,我们也遇到过版权的问题。这里面没有一个黑白分明的答案,比如说在早期一、二十万互联网用户的时候,转载新华社的消息,那是你学雷锋,主动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社会主流的消息,人家说这是你学雷锋,而且你没赚钱,没有广告,哪儿有广告,转载一条有人点击一下是你掏钱让人家看到了,完全是学雷锋。就跟网络游戏一开始一样,网络游戏占带宽很大。你如果不给我们赚钱的方式开绿灯,那我们就是学雷锋,用户高兴,电信高兴,因为电信是收钱的,所有的运营者运营一个死一个。所以在这个时候讨论版权是瞎炒作,社会的条件不成熟,但是到了2003年的时候,跟孙志刚也没有什么关系。到了用户达到5000万、1个亿,到了今天达到6个亿,或者成为最主流的公共信息、公共资讯、公共新闻传播的时候,生产这些新闻的人他的劳动已经有商业价值了,互联网公司这么赚钱。

我是从1998年、1999年开始付款买新闻,买新华社、买《人民日报》,当时也穷,一年给10万无线转载,我们叫象征性的。其实据我所知,像新浪、搜狐、网易这样的,当他上市以后,对主要的媒体来源都是付费的,但是因为门户被我们改造成无所不包了,所以有一些二线、三线的小报纸、小杂志的消息转载了就不给钱这个是有的,特别是杂志。这是一种情况。但是到今天我感觉主要的门户在版权方面应该算做的还可以,至少是文字的转载,所以他们也不是见媒体就签约了,也是有选择的,有很多媒体哭着闹着想让人家买他们的网络转载权,也有一些媒体特希望网络转载一下他们的东西,不要钱,这样提高他的品牌,这个也是有的。

背后的道理实际上是跟社会的发展有关系,需要一个过程。我们最早看到的是文字的,后来是照片的,前些年闹的比较凶的是视频的。这都是一个过程,它跟市场的成熟度、商业模式的成熟度有关系,也跟我们现在国内整体的法制水平、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关系。把版权上面的一种混沌状态或者叫模糊状态、博弈状态,完全归咎在网络业者身上我认为是不对的,它是一个综合的情况、综合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是愿打愿挨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90年代后期,包括2000年闹过很大的盗版软件的事情,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一种现象,几百美金的操作系统,跟台式机一样贵了,那个时候中国的台式机一般都是裸机,不预装,不预装就拿不到价,让消费者到市场上零售价买正版软件,几百美元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收入,和在美国买是你收入的十个分之一、二十几分之一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在那个意义上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盗版。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是错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它是社会前进当中的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产业的成熟,现在普遍的正版机也都预装了,风险不再用户身上了,政府带头都有专门的软件,软件本身的价格也开始便宜了。到了Google以后,现在大量的实用的软件功能特别多,特别是到了手机的时代基本都是免费了。商业模式基本从其他方面找,比如说产品变成服务,以前是靠卖产品赚钱,现在是靠持续的服务赚钱。所以社会解决了很多在当时看来天大的问题,今天看来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至于孙志刚事件,甚至再早一点,我觉得它是互联网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就是一个事件通过传统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媒体的传播,最后使得政府改法,改变收容制度。从学理上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完美的案例,公共事件、公共信息传播改变游戏规则,使得一个看起来谁都不错,实际上人人都错的这么一个局面不再重演,你不能说警察有错,但死人就有错,的确你亮不出来身份证我就把你收容,这样的事情也是有根据的。我觉得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的展示了网络媒体的威力,因为传统媒体反应慢一点,生产周期、清规戒律各个方面,但网络媒体可以上达天庭。这在互联网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跳出圈外来看,因为它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网络谣言与政府管制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主持人:新闻事件越来越多的时候,网络媒体也参与越来越多,到了2008年有西藏的3·14事件,有汶川地震、奥运会,这些国际国内的大事发生,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谣言,也是近年来政府管制比较严厉的方面。您怎么看待谣言?

谢文: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围绕这个主题我写过几十篇各种各样的文章,其实也找不出能说服各方面的理由,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博弈,也是高速变动发展的社会当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一方面,从咱们回顾互联网20年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只有几万人用互联网,到今天绝对数量差不多占人口的一半,50%了。50%再去掉老的和小的,社会的劳动力人口或者活跃人口,也就是这个社会最富有生命力,对社会具有最大贡献的人,2/3都在上网。在网上哪怕是同样的工作,可以想象一下,1996年、1997年和现在做同样一件事,它的社会效应的传播震荡,受众,都是数以千万倍计。本来在模糊地带的一些事情现在自动放大,放大了以后,别管站在什么立场上,它都是个问题,无非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比如现在说的谣言问题,从互联网业角度讲,按说你可以非常简单的占到早年中国电信、工信部的立场上,我们是一个平台,就跟地球一样。人们在地球上犯错,不能怨地球,他干什么地球管不了,那么互联网的言论空间或者叫互动空间就是这种功能,比如是像微博、博客、BBS、微信这类东西,就跟电信说的,我们电信管着信号通不通,信号里面的内容我们管不了,也不该我们管。在这个意义上当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的时候,这个是受《宪法》保护的,每个人都有言论权,在互联网上他说出他认为有道理的话,他认为我信的话,也许在别人看来就有偏差,或者你信的根本就是一个谎言。

那么这类东西在网上传播的时候,第一,它合不合言论自由的法,这本身永远争论不清楚。第二,如果我们断定这是谣言的话,应该谁来治理。比如因为你提供了地球,所以地球发生的所有的坏事都赖地球,这个成立不成立。你比如说汽车撞了人,是应该追究司机的责任还是车也要负连带责任。那公路呢?公路是不是也要负连带责任,好像都不负。你比如说银行,有很多腐败的事情都是通过银行的,转赃款,是不是应该说那是赃款,银行要负连带责任,好像都不要负。为什么互联网公司提供了一个网络空间,那上面有被认定为谣言的东西,提供这个空间的人就要负责任,这是一个巨大的争论。

同样也是,说的更哲学一点,就变成谁能保证社会上千百万人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不是谣言,我们一定要创造这么一个世界吗?每一个人说出来都是真理,不是真理大家都不要说。那是我们一个想追求的社会吗?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再往下我们都承认了,还有程序问题。也就是说,出现某些人或者某些机构认为是谣言的东西,那么就不经法律,不经诉讼,不经辩护,直接消号、封站,这是不是法制社会应该追求的方式,我们怎么能认定世界上其实是有一批人是真理裁判者。他们说是谣言就是谣言,是谣言他们就要采取行动的版权,这又是一个巨大的争论。

我更倾向于它看作是一种博弈的过程,一个社会的成长,社会共识的形成,随着共识形成以后,形成制度、法律和程序,不管你认为你手持什么样的道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比如说像我这种在美国生活过20多年的人,也许觉得自己看的很清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这么做也没有什么事,人家社会也挺稳定、也很繁荣,为什么咱们国家是这样,你要争论这个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也时不时的会发表我的观点,但是我也不认为我的观点有什么权威性或者准确性,只不过一家之言而已。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在有条件说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说出来了,和不同观点的人有一个平等交换意见的氛围,也许时间最终会解决问题。

从现在做了20年互联网的人来看,做一个回顾,从我做互联网的时候,我想20年后中国的互联网,或者互联网对改革开放或者国家现代化进程所做的贡献,综合正面和负面的效果来说,超出我的预期。我还是这样的基本判断,虽然我对很多问题是站在强烈的反对的立场,但是我从博弈的角度,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包括社会发展的速度,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对很多事情我是理解的,理解不等于同意,理解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主持人: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互联网上存在着一种现象,我们无法上一些国外的网站,这个转变是从2008年开始的。您认为这种转变原因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们是没有这种措施的。

谢文:对网络信息的监控、管理不是2008年开始,以前也有,但到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四个网站,中国网民都不能访问,Google、Facebook、推特,还有Youtube,这种流量排名前十的网站,长期不能访问。涉及到很多很深的问题,从根本上我觉得是对社会的变化、发展以及由变化发展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状态或者形式,你怎么来看?一种说法是无所谓,现行的运行机制能够适应,在微调的情况下我能够适应,也是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一般的做法。虽然里面也有种种的调试过程。

第二种是你既然变了,我原来的机制不适应了,那我怎么办?我改机制来适应。我承认那个变化是一种历史必然,然后我来调整。还有一种说你变化超出了我现有的机制承载的能力,那么我就要遏制这个变化,打击这个变化,消灭这个变化,走的更极端的是我和这个变化隔绝。我这些年走了四、五十个国家,我也是挑着走的,最彻底的朝鲜、伊朗、叙利亚,应该是半隔绝或者完全隔绝的状态。也有一些是不想隔绝,但是穷,比如马达加斯加那样的国家,根本没有基础设施,所以无从表态,无从选择,跟这个世界自然隔绝。除此以外,大多数国家,190多个国家,95%以上的国家对互联网,手机也在内,这种社会发展产生的一种新的状态,有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机制,比如人们互动的低成本、高效率产生的社会压力或者是社会的一种震荡,充满了一种新动力,这个新动力跟原来的机制有矛盾的时候,大部分都采取微调的办法。一方面是鼓励或者是承认新变化的合理性或者叫必然性,进行了微调,也有一些国家在局部某些时间或者某些方面采取一些在我看来是有点可怜或者可笑的方式,其实根本不可能。

理论上我还承认,但是做的时候局部上又采取比较笨拙的方式,这个就显得有点小气了,在我看来。比如说中国,去年是9600万,将近1个亿人次的中国公民出境访问,到了外国的土地上还不是任何信息都可以获取。你又不禁止人们出国,你却禁止人家网络上出国。像Facebook、Youtube、Google这样的东西,到这个级别了,禁止网络出国,真实世界却允许,真实的肉体出国,这是不是一个矛盾。如果是这个事影响国家安全,你干脆一块来,一块来显然是不成立的,且不说经济上,公民权利也是不可以的。而且大家也都承认信息的自由流动后面一定会带来财富、带来创造,文化交流、思想交流带来人们生活的满意度提高。所以这些东西我更多的看作是一种面对汹涌澎湃而来的大潮,那种巨变下手足无措的本能反应。出现这种反应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就是老百姓,我们只能表示遗憾,它不会改变总的趋势,可以改变一点速度,可以改变一点局部环境,比如眼不见心不烦。其实我们都知道差不多合格的网民都知道怎么“翻墙”,这就是一种讽刺,在螳臂当车或者做无用功。这和我们早年不能打国际长途,打国际长途还得怎么着,安个传真机还要怎么着,包括出国要这审批、那审批,我觉得性质是一样的。等过一段也许心理调试了,适应了也就好了。

当然比较让人不能接受的是我们从曾经达到过的开放度、容忍度、承受度向后退了,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像互联网20年至少在90年代只恨自己笨,不会利用这么一个大的空间去做,当然有钱上成本上的压力,早期做互联网是很贵的。我个人的经验上我做过很多互联网公司,没有遇到过本质上的问题。

刚才您举了一个时间点,2008年前,实际上2008年前遇到过若干次扫黄打黑、短信整治,也都出来过,但是在我看来正面效应高于负面效应,的确有些黄色的,胡说八道的,清理一下也是可以的,保护了互联网业的成长,也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后来就变得比较紧张,我觉得是张冠李戴,把有些社会上必然会出现或者说其他环节引发的一些事情,把它归到互联网的头上,英文有个俗词叫杀了邮差,事儿不重要,谁把消息传出来我就宰了谁,这个没有什么道理。第一,不会因为邮差不在了事情就不发生了,事情还在发生,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即使你说出若干道理让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但是治标不治本,矛盾该爆发还是爆发,你不解决矛盾爆发的底层原因,你去赖后来的传播速度比较快这个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我专门写过伊朗写了一篇游记,后来新浪登的时候改成《推特不是引发伊朗革命的原因》。伊朗只有7000个推特用户,我本身的实践,网速慢到还不如你开车去告诉他,大规模的街头****是不可能的。我们也看到叙利亚很快就把网断了,也不妨碍打仗,照样打仗,所以那是程度的问题。它会方便消息传播的程度和速度,但没有互联网有电话,没有电话有喇叭,没有喇叭还有腿,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一套东西,农民起义层出不穷,战争层出不穷,社会不断的在动荡当中,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

互联网跟其他产业一样,都要有行规,都要有规矩,到现在互联网成为了对公共领域有巨大影响力的平台,应该管理。现在不是争该管还是不该管,而争的是怎么管,更符合现代开放、改革、法制这个总的追求方向和目标。你不是也不应该是某几个人或某几个机构说的就一定对,现在不争具体的问题,一定要封这个,或者一定要封那个,咱们去看实际的效果,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能不能达到你的预期效果。如果达不到,又有那么多现成的例子证明这个事没有那么严重,实际上它是有替代方式的,比如说最近把“大爆炸”给封了,影响有那么大吗?没有,你要想看还是能看,无非是给某些没有技能的人打了一个封条,能找到的人还是能找到。

互联网是一种公民权利的普及

主持人:2008年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都上网看火炬传递,这个时候中国的民众已经习惯在互联网表达一些自己的情感。在很多论坛上关于传递火炬,反对新浪霸权等一系列的问题,您认为互联网会加速国民爱国主义情感吗?还是说它反而会促进不良情绪的发展?

谢文:这涉及到社会传播学基本的学理,也就是说随着传播工具的进步,与原来的那种社会态势,传播是非常昂贵、非常复杂的那个时代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报纸时代或者前报纸时代,或者说竹简时代,那个时候很简单,你要识字,并且花得起钱去买材料,那都是有钱人的事,精英的事。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讨论相对比较理性一点,都是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统治阶级,那个时候不明显。不是从互联网开始的,其实随着大众媒体的出现,比如说报纸,比如说网络,比如说电话、电视,特别是电视,你会发现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者,特别是受传播者的社会层次越来越低,大众越来越可以获取了,而不是少数的精英了。

到了互联网,到了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互联网的确有这个问题,它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直接触及到社会最底层的网络。这个时候前互联网时代这些人是没有发言权的,或者他在大山里喊,喊了也没人能听见,在互联网时代就变成他和精英们有共同的发言渠道和发言权,这个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这个社会上这么多人有这么强烈的某种情绪,或者这么激烈的语言,这么不讲理的方式,你觉得很受刺激。然后你说都赖互联网,其实第一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这是应该的,13亿人不管你是文盲,还是北大博士,在公民权利上是平等的。过去因为某种封闭或者是昂贵的一种状态,原来是贵族的特权,辩论辩论国家大事,习惯那种温文尔雅,有专门的词汇、专门的逻辑、专门的表达方式去讨论问题,现在突然变成人人都可以了,有些东西很粗俗、很粗暴,我觉得从承认公民权利来讲应该理解。

第二,它的影响力大了以后会不会产生其他问题,这就是一个社会共识的问题了。说它是多数,会影响共识,上升到法律层面或者国家决策层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总得有个底线,这个底线比如说人身攻击,比如说诬蔑,比如说造谣,比如说宣扬血腥,甚至战争,或者其他方式。这个应该是破坏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这都允许的话,最后言论就变成行动了。所以应该控制,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从公民权利来讲,从13亿人角度讲,互联网是一次极大的普及权利、保护权利。包括你们共识网,部分微博上,我都关注过,的确有不同的立场。比如没落贵族,自觉不自觉的说国家大事、世界大事,就应该起码是博士以上、教授以上才能讨论的,你们那些屌丝凭什么插嘴,而且又无知,从权利上忽视人家是不可以的。互联网有这个权利,你可以屏蔽或者忽视你不想看到听到的东西,但是你不可以取消人家的权利。但这是公共的空间,大众平等的环境,杂音过多,噪音过多,互动和传播的血腥味太足,那肯定是伤害公众的普遍利益的,这方面有点惯例是应该的。

至于说到民族主义或者军国主义,或者极左、极右、卖国,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价值观。对内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我更愿意从纯传播的角度来谈。

web1.0是雅虎,2.0是Facebook,3.0还有3、4年的尝试期

主持人:2008年开始慢慢到现在,一个很红火的互联网应用是社会化媒体。2006年曾经提出Web2.0的概念,和现在的社交媒体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

谢文:这是两个层面的东西。Web2.0更多的是一个职业术语,也就是我们这个行当里面90年代比较主流的互联网服务的架构、机制、逻辑,到了2005年、2006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替代式的另外一种新的逻辑、新的架构、新的机制。如果把前面的叫做1.0,后面这个新的跟原来是对立的革命性的那就叫2.0。前面是什么?前面我把它叫做开店模式、网络模式,我们有一个网站,放100篇文章,是编辑选出来的,你们在100篇里选你要哪个。跟卖东西一样,商店里面有货,你爱要什么要什么。这和广播、电视、杂志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让你看,我拿着东西来卖。

随着互联网发展,你发现不行了,新浪、腾讯级别的公司,一天更新文章1万多篇,以万计,一篇篇翻找到我喜欢的内容,不分频道怎么弄,效率开始降低,成本开始提高,他们一养就是几千个编辑。当市场和技术充分发达之后,有一种方式叫做居家模式,和开店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都不一样,我根本就不卖东西,我只找人。我建一个空间,让用户住进来,住进来以后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的兴趣,自己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通过和人们的互动来传播。比如因为咱俩是朋友,我们俩共同语言比较多,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有意思,我就去看。这样的方式在成熟之后,它的传播效率、生产效率、信息传播应该高于过去的开店模式,这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有了充分的共鸣,让你去逛一个10里长的商店,那还是享受吗?出来以后累瘫了才找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当商场大到无边的时候,逛商场就是罪了,所以就要产生另外一种送货上门的方式。这里面要求就高了,有智能化的东西,特别是人际关系,同声相求。后面这种模式以人为中心,通过人的机制进行信息传播,我称作Web2.0。当时说的时候很多人或者看不懂,或者看不起,或者看不明白,现在当然都普遍认同了。Web2.0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您刚才说的社区网络这样一种形式,它不一定一定是这样的形式,比如说Facebook很明显和新浪微博就不一样,新浪微博和微信不一样,但是本质上它们的共同点是通过人际关系构成的人际网。其他的内容也好,产品服务也好,是推动人际关系来传播的。这实际上跟现实社会是更像的。

回想你们自己上学、找工作、买车、买房、买衣服、吃饭、到哪儿去玩,你是看广告做决定的程度大,还是熟人之间推荐、评判的成分大,一定是人际之间,因为这里面有个信任问题,有个选择问题。你在街上看一万个广告,你怎么就碰到你想要的,当你碰到你想要的时候可能信息已经没了。所以这更是互联网的魔法,过去因为经验不足或者技术不够,或者钱不够,我们只能定规矩,说你们必须这么来玩互联网,因为成本很高,现在跟生活一样。特别是微信,就是熟人网络,熟人来的信息一定比匿名者来的信息信任度高一点,传播速度更高。

我觉得我的判断还差不多,以人际关系、以人为中心的这一套,从商业上讲我觉得可以红到2016年、2017年,这个大创新管十年。会不会出现Web3.0,既不是以产品为中心,也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真的以信息为中心,这是我这几年推出的另外一个概念,叫做大数据。数据就有生命的东西一样,它会同类相合,它会找到信息该传播给谁,会在信息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使得信息更有效的集群传播,那又是一番全新的天地。这个全新的天地应该说再过3、4年左右应该出代表性的公司,因为每一个模式都有代表性的公司。1.0是雅虎,2.0是Facebook,3.0应该还有3、4年的尝试期,将来成功市值会前几千亿美元,因为背后有巨大的投入和劳动才会出现。虽然大数据现在也很火,也有很多的投入和尝试,大家都在试错,还得积累一段时间,我觉得3、4年后会出现。

主持人:刚才提到一个问题国外很有名的Facebook和推特我们是无法浏览的,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或者网民有什么具体的影响?有人认为说不能接触这些国外优秀的网站,对于我们借鉴一些成果是有影响的。

谢文:在互联网20年回顾的感言当中,胡泳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还是挺有意思的。他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互联网本来是一个草根世界,从发明到使用到商业化,到现在汹涌澎湃,基本上是以个人和公司为单位推动的,后面有资本的力量。它从根儿上不是计划好的,从权威的角度,国家也好,设计出来的,它本身是反原来的那一套体制的。是一个平台,一套标准,现在是在地球上畅通无阻,也许有一天在宇宙上会畅通无阻。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两套体制、两个世界,互联网弱小的时候,用户少、服务少的时候看不出来,感受不深,现在它已经是庞然大物了,那种渗透,对各个方面的渗透都已经不得了了。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些巨大的矛盾。

胡泳讲了三点总结,其中一点是互联网国家化。在一个本来是标准的、无疆界的世界里,向现实世界屈服、靠拢或者互动,会不会出现某种把现实世界里的国家、民族、文化冲突影射到互联网去,有这个趋势,特别是斯诺登事件之后引发的一些思考。你说无疆界、无边界有一个现实问题,实力强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他遥遥领先,变成老大哥了。虽然他没有说你,你也可以干,咱们有平等的权利,我偷听你,你也可以偷听我,实际上你是没有这个综合实力的,这就会不会出现一种失衡,是有可能的。面对这种状况下,有什么解决办法?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要说中国没实力也是瞎说。钱也有,人也有,现在是一个用什么办法来面对这个客观的矛盾的时候,虚拟世界、现实社会的确出现两种运营机制。

有消极的办法,有积极的办法,也有邪门歪道的办法,我主张以中国这种块头、地位以及我们的价值取向,我们愿意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我们有目标中国梦,有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世界承认才算。所以你必然是在世界闻名大道上的一种目标追求。如果以这个来对照,我个人主张采取开放的、积极的、聪明的、有勇气的应对方法,而反对那种消极的、阴谋论的、顾头不顾尾的、实际不见效果的那种办法。比如封网站,比如建墙,比如现在还主张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局域网,不跟世界通。如果真到这个程度,那互联网就没有了,互联网就不是互联网了,因特网变成了因差网,连词都变了。也许你会把消极因素消灭了百分之二、三十,但你因此而付出的代价,积极方面的代价可能要有百分之四、五十,而用消极方式引发的新问题,可能又会带来百分之七、八十,四、五十。也就是说你宣布我跟世界不同步,当其他世界、其他部分都是那个速度、那个效率在生产、传播、互动,进行信息交换和互动,所谓的产品、所谓的货币,这其实都是信息的载体。到了信息阶段,你说我不要效率,我们获取世界信息的效率比别人低百分之七、八十,那你的改革开放,你的梦想,你的百年目标怎么可能实现,你只能自说自话,说我实现了,但别人不承认也没有用。更不用说其他的这法律、那法律,就是简单,咱们就算利益。我们所能做的是不断的表达自己的看法,打醒十也不是那个人就能定的。

手机和互联网的结合是一种进化

主持人:最近无线互联网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手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您认为手机这一媒介会是一场革命吗?

谢文:你如果说从无到有,或者说因为它的出现带来了很多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的。但我更愿意从逻辑和历史沿革看,我都不用无线互联网这个词。因为互联网就是那么一个协议,一个架构,至于它是通过有线传播,还是3G或者是WiFi传播,没有区别。因为到4G以后,或者再发展,很有可能以后全都是无线,没有有线这一说了。小米刚推出路由器,按照智能城市、智能家庭、智能世界的角度,将来就是一个有空气的地方就有通道,而且都是免费通道,极其廉价的通道。互联网就是互联网,有线无线无所谓。手机无非是数据终端,无非是数据传播的一种终端而已,和PC、笔记本,和现在的汽车,都是一种数据接收终端、使用终端。当然你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差别,过去我们都是固网的时候,位置服务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你不动。因为你不动所以它受限,一般都是在书房、办公室用。现在有了手机或者笔记本,你可以在客厅、沙发上或者床上,甚至厕所里,甚至野地,都可以随时接收和发送数据。它的确扩展了网络业的空间,可以提供那么多的服务,因为位置可以移动。

再有一个它是小屏幕,和我们习惯的首页做好多屏,有很多架构的那种形式,一下子变得精准有效。商业模式都没了,你放广告人家不看,一打开10条消息他能点8条,比我们过去弄100条点1条效率更高,但的确有新的变化。手机通话功能和互联网功能天然结合,还有其他的技术可以支付,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本质上没有变,它是一种进化的过程。挑战很大,但本质上没有改变互联网的生态环境,百分之七、八十的市场和利润一定是提供平台的那些公司,这种公司一定很少,全世界范围内3、5个而已。我们现在看得见的是Google、苹果,这是硬平台,软平台是Facebook这样的,现在我们勉强的也可以把微信划进来。以上的方式差不多可以满足你一切的网络需求,不管是直接提供服务,还是第三方开发的应用。中间还有一些垂直门户和通用平台,比如电商、新闻、体育,大概占市场百分之一、二十。再往下就是提供小小的单一的应用。

手机的出现我觉得更加大了分化,比如说在台式机的世界,比如咱们做网站的概念上,新浪的域名和共识网的域名差不多,一打开都是一整页,虽然规模不一样,那个竞争还好一点,无非是个量。但是到了手机,因为空间的狭小,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拥有平台、拥有大量的用户、拥有通用服务的,和提供底层服务的差距就极大的拉大了。所以很多小孩觉得手机为他们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实际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既然要做应用层的东西,千万不要再做什么大梦,非常大的梦,一上市就要一千亿美元或者一百亿美元,别想这个事。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为垂直门户或通用平台打工的,你能发点小财就发点小财。所以机会更少了,不是更多了。

主持人:对手机这一媒介,有一种说法是它提高了我们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而不是系统的读书。有的时候我们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大家都掏出了手机,而不是进行交流。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谢文:以我几十年的生活经历有过很多次这种类似的感叹,比如PC出现以后写字就不好意思给人看了,现在打出来一个文件最后签一个名就完了。所以哀叹计算机把输入法这个行当毁了,课程都得改,砸了很多人的饭碗,笔墨变得不重要了。到了有一天出了互联网,把面对面互动所产生的气场、氛围毁的一塌糊涂,有人说人心不古。网络小说出来以后,商店里面小说销量下降,电子书出来以后书店就活不下去了。光看到了消极的一面,因为你是被消灭的对象,所以你哀叹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看到另外一面,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比如手机这个终端服务器,出现了电子书,出现了网络社区,它使得人们社会交往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是,同学每周年聚一次你特亲情,特兴奋,看到过去的老情人还感慨一通,写点散文、小说什么的,把它浪漫化,但是你现在会发现你跟老同学天天在聚会,只不过这种聚会不是面对面的,其实是面对面的用视频就可以看着图像说话,现在群聊群发太容易了。

它是有可能不如面对面互动的全面性、直接性,要略低一点,但是换来了互动的机会百倍的成长,使得互动不再是要买飞机票、住旅馆,约好几年才能见一面,有它进步的一面。而且人们不光是闲聊,从做生意、做学问、做事业的角度讲,互动当中硬的东西效率提高很多,这是社会进步。所以过于浪漫的、悲伤的那种东西,你拿来作文可以,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来讨论的话,那就要各方面都看到,或者说不管你写出多么催人泪下的或者多么愤怒,或者逻辑多么严谨的论证文章,舆论用,世界还会沿着它的方向发展,还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变化。特别是到我这个岁数已经有机会怀旧了,对年轻人来说还是更积极主动的去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对你来说才刚开始,将来你们听古时候的事儿,什么见面得人和人在屋里才见面,这是古代的事儿,没有这回事。像古代读书还得逮萤火虫,点蜡烛,什么叫蜡烛、什么叫煤油灯,当故事讲可以,但一定要拿这个来攻击变化,攻击发展,至少对我来说准星不对,打不中我。

大数据是直路,其他都是弯路,甚至会走回头路

主持人:您对大数据怎么看?

谢文:大数据这个词我在美国上学80年代的中期就听说过,天体物理学早就用这个词了,对象之间的关系巨多,拿到之后数据多到没法处理,现有的方法都不行。星星之间的关系怎么研究,一百万条鱼在一个水域里,它们怎么互相影响。数据太大、太多而无法处理,这个是大数据最早的一个描述性定义,大到我们现有办法没法处理。当然随着发展以后,特别是互联网产生以后,我们万事万物都变成数据了,3D打印房子都盖了,心脏都打了,数据变物质,物质又变数据,包括各种各样遥感的东西。小时候谁家拥有照相机,那绝对是土豪,照相要算计好久,买个胶卷,洗出来。后来的彩色照片,那都是土豪的标志,现在还有吗?随便一摸兜里好几个有照相功能的器材。都变成数据以后再去描述,那个定义就不成立了,所以重新定义过的大数据应该是个新东西。

两年前我是开始写的,我参与了我认为对的大数据的定义。大数据首先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世界观。这个世界正在被数据化,凡是我们世界上有的,我们熟悉的实体,它应该都有一个数据化的存在。虽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还在逐渐的数据化过程当中。有了那么一个数据化的世界以后,我们怎么生活、怎么发展、怎么享受这个世界,这是开了一个大门,这个大门正在缓缓的打开,这个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应该是以百年为单位的计算过程。永远没有尽头,我们整个世界都无一遗漏的被数据化以后,还有组织、整理、加工、利用、重组的过程。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在互联网的时代把它实现了,至少对我们干互联网这一行的人来说,我们要想了,我们本来是以生产数据、传播数据为生的,其实我们传播的数据不到我们生产数据的千分之一,99%的数据都是垃圾,最后出来的展现给人们使用的很少。但是你怎么知道那99%我们现在认为是垃圾的数据,将来没有价值。比如我们希望我们的访问量涨10倍,你有什么办法,我们很想知道到底什么人会点什么样的文章,有了这样的数据,把他的终端定位,我们以后就不会出现千人一面的页面了,推的都是个性化的主页。并且根据他的访问兴趣的变化不断的更换变化,这样效率会不会更高。我们明明看到了效率会更高,特别是手机上,如果更高怎么做?

都知道,因为所有的东西现在没有比互联网更好了,所有的行为都被记录,都被数据化了,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我们模模糊糊知道这个方向,我们不愿意投钱,也没有技术,也想不出来这样做商业模式上会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更多的是像一个推手,说这肯定是一个方向,大家不要盯着手机做一个小应用,靠这个没有机会,因为这个世界同样的应用几千种,为什么你的能活。应该去研究,去投入学习数据的分析方法、利用方法,就跟讲Web2.0的概念一样,说穿了就是经过选择的一批数据产品传播,这是我们最早的服务形态。后来我们说干脆不动了,因为可选的东西太多了,选出来的东西太多了,还得让用户第二次再选,干脆以使用者为中心组织信息的生产、传播、互动,效率提高了很多。

最后有没有办法干脆我们以数据为中心,让数据变成有生命力的东西,它去直接“打”使用者,去“打”商家。我是卖东西,一下子给我送来100个要买我东西的人,比我做无数的广告,里面只有百分之一、二十人买我的东西好得多。逻辑上是通的,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无线的商机。非要问学术的话,这里面学术出一百个诺贝尔都打不住,因为难所以才出现的晚。现在二、三十岁的人,愿意从事互联网业的人,自以为自己有点专长,或者茫然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我都劝他们好好的思考一个新玩法,而不要跟着人家的屁股后面,你有一个打车软件,我把红色变成绿色,在这上面生活没有机会。

昨天我看报纸说清华开始新创了大数据的学术学位,这是大方向,因为最终最纯粹的形式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变成了数据。我们在数据层面,数据当中去寻找学问、道理、黄金、美女,我们叫数据中自有黄金屋,数据中自有颜如玉,因为一切事物最终都有数据的存在形式。可以将其叫做世界观。虽然我在美国干过十来年数据分析的事儿,我也不认为那个时候的东西现在能有什么大用,但我知道的确用这样的方式是可以成功的。像马航行事件出10架飞机没有用,最终还是数据去寻找、追踪,也许人家能力强,一个飞机就够了,你有10架也像无头苍蝇一样。这方面的能力比硬件制造能力,高薪来鼓舞斗志,都是差着几十倍的差距,差不多就像骑兵跟坦克打仗差不多,不再一个层次上。我们这个世界的门已经开了,走的比较快的是美国,我很希望中国这一拨大变局当中,能像我们当年做互联网一样。

整体评估下来中国互联网20年,从社会影响的角度来讲,互联网对美国的影响比不上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我们社会走到今天有很多令人满意的地方,也有令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现在形势比人强,干着干着突然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坑,大数据的坑,大家就不要犹豫了。总的来说我也有点担心,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对于互联网很多消极的治理管制的办法,但是大数据的力已经发出来了,它会影响我们在大数据这一次革命当中决心的形成以及迈的步伐,很容易和世界最发达社会拉近的距离再次拉大,这是有可能的。

比如我们把美国作为方向,你去比其他的国家,比如俄罗斯,比如欧盟,比如日本,在互联网的普及度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来说,中国应该说是骄傲的,不差。但是在大数据这一拨上面,因为这对现有商业机制、社会运行机制来讲,乃至人文,心理的改变、冲击来得更全面,更深刻。要从忧国忧民的角度来讲,这得中华民族社会又是一次巨大的机遇,我们可以赶超。大家都说不希望走弯路,反正从我来看,大数据是直路,其他都是弯路,甚至会走回头路,我希望走直路,勇往直前少走完了,更不要走回头路。

2014-05-05

文/谢文

从一个角度看,四月二十号是中国互联网诞生二十周年的日子,因为1994年的这一天,第一条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互联网线路开通运行。与中国互联网五周年,十周年时不同,现今媒体上充斥着溢美之词,“互联网精神”或者“互联网思维”成为流行概念,而不是早年谈起互联网常见的“泡沫”,“炒作”,“低俗”或者“增值服务”了。以至于几个年轻人在中关村五道口开了个街头卖肉夹馍的买卖,因为生意兴隆,也被媒体奉为“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思维”的楷模,理由是这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且顾客多为在这一带驻扎的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买肉夹馍有优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倨后恭的现象?无非是互联网真的火了,出现了一批成功的网络公司,出现了一个个充满杀伤力的创新,出现了若干传统产业甚至传统社会体制的生存危机。于是就有IT业,媒体业,零售业,金融业等人士纷纷出来反思和揣摩互联网火爆背后所依托的“精神”和“思维”,希望以此来改造传统产业,抵御网络业的蚕食进攻。但是,由于没有网络业的一手体验,由于既得利益和传统包袱的羁绊,他们谈论的“精神”和“思维”总是不到位。人人都可以从各自行业角度观察,分析,思考互联网,但与从网络业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完全不同。思维互联网与互联网思维不同,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最大的不同是对互联网的基本认知上的差异。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把互联网作为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的基础,把信息流作为继商品流,货币流之后最重要的社会发展动力,把信息生产,交换和传播作为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而商品和货币不过是信息的载体而已。基于这样的认知,网络业的大大小小的创新无不带有摧毁,取代,改造,融合各种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机制的性质和作用,这是网络业主流视为理由当然的事情。在中国互联网二十年的发展中,网络业对传统电信业,IT业,媒体业,娱乐业,零售业的冲击效果显而易见,而对金融业,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冲击刚刚开始。至于在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的对教育,医药,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冲击势必在中国的未来出现。总之,网络为体,创新为用就是对互联网思维最简单的概括。

与之相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思维互联网的言论和行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传统为体,网络为用。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体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都不愿承认互联网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更愿意把互联网看作一种工具,一种可以或不得不加以利用但决不能改变和取代传统的东西。结果,不管他们对互联网如何认真观察,思考,分析,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互联网思维。这是立场使然,是利益使然,与智商无关。

于是,互联网思维被肤浅扭曲地归纳为产品设计上的极致化追求,服务上的客户导向,市场推广上的狂轰滥炸。一场本该触及根本的论道之战变成了庸俗无聊的术辨之争。可以断定,在不改变立场,不放弃既得利益,不重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无论花多少钱,招多少人,买多少设备,模仿多少网络服务,都不可能使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机制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态势。极而言之,面对互联网大潮汹涌澎湃而来,如果没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与勇气,很难避免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这已经被一个个昔日庞然大物的结局所证明。

更极端的一种对互联网的说法混杂于互联网思维和思维互联网之间,近来大行其道,其基本原则是只要互联网的发展与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体系相矛盾,就要对互联网进行打压和阉割,以尽可能地延长既得利益的保鲜期。这不仅与互联网思维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与多少还有些进步意义的思维互联网也不相干,可以名之为反互联网思维。尽管这种说法二十年来始终存在,与此相关的动作周而复始,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造成极大困难,但一直未能真正窒息网络业的成长,反过来证明了互联网思维的强大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思维与思维互联网又有相通之处,在与反互联网思维相抗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从一个角度看,四月二十号是中国互联网诞生二十周年的日子,因为1994年的这一天,第一条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互联网线路开通运行。与中国互联网五周年,十周年时不同,现今媒体上充斥着溢美之词,“互联网精神”或者“互联网思维”成为流行概念,而不是早年谈起互联网常见的“泡沫”,“炒作”,“低俗”或者“增值服务”了。以至于几个年轻人在中关村五道口开了个街头卖肉夹馍的买卖,因为生意兴隆,也被媒体奉为“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思维”的楷模,理由是这几个年轻人刚从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而且顾客多为在这一带驻扎的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买肉夹馍有优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前倨后恭的现象?无非是互联网真的火了,出现了一批成功的网络公司,出现了一个个充满杀伤力的创新,出现了若干传统产业甚至传统社会体制的生存危机。于是就有IT业,媒体业,零售业,金融业等人士纷纷出来反思和揣摩互联网火爆背后所依托的“精神”和“思维”,希望以此来改造传统产业,抵御网络业的蚕食进攻。但是,由于没有网络业的一手体验,由于既得利益和传统包袱的羁绊,他们谈论的“精神”和“思维”总是不到位。人人都可以从各自行业角度观察,分析,思考互联网,但与从网络业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完全不同。思维互联网与互联网思维不同,往往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最大的不同是对互联网的基本认知上的差异。互联网思维的本质是把互联网作为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的基础,把信息流作为继商品流,货币流之后最重要的社会发展动力,把信息生产,交换和传播作为新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出发点,而商品和货币不过是信息的载体而已。基于这样的认知,网络业的大大小小的创新无不带有摧毁,取代,改造,融合各种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机制的性质和作用,这是网络业主流视为理由当然的事情。在中国互联网二十年的发展中,网络业对传统电信业,IT业,媒体业,娱乐业,零售业的冲击效果显而易见,而对金融业,制造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冲击刚刚开始。至于在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的对教育,医药,国防,安全等领域的冲击势必在中国的未来出现。总之,网络为体,创新为用就是对互联网思维最简单的概括。

与之相对的是形形色色的思维互联网的言论和行为,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传统为体,网络为用。无论从什么角度出发,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体系的参与者和维护者都不愿承认互联网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更愿意把互联网看作一种工具,一种可以或不得不加以利用但决不能改变和取代传统的东西。结果,不管他们对互联网如何认真观察,思考,分析,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互联网思维。这是立场使然,是利益使然,与智商无关。

于是,互联网思维被肤浅扭曲地归纳为产品设计上的极致化追求,服务上的客户导向,市场推广上的狂轰滥炸。一场本该触及根本的论道之战变成了庸俗无聊的术辨之争。可以断定,在不改变立场,不放弃既得利益,不重定游戏规则的前提下,无论花多少钱,招多少人,买多少设备,模仿多少网络服务,都不可能使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机制彻底摆脱被动挨打的态势。极而言之,面对互联网大潮汹涌澎湃而来,如果没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心与勇气,很难避免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这已经被一个个昔日庞然大物的结局所证明。

更极端的一种对互联网的说法混杂于互联网思维和思维互联网之间,近来大行其道,其基本原则是只要互联网的发展与传统产业和传统社会运行体系相矛盾,就要对互联网进行打压和阉割,以尽可能地延长既得利益的保鲜期。这不仅与互联网思维风马牛不相及,而且与多少还有些进步意义的思维互联网也不相干,可以名之为反互联网思维。尽管这种说法二十年来始终存在,与此相关的动作周而复始,给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造成极大困难,但一直未能真正窒息网络业的成长,反过来证明了互联网思维的强大生命力。在这个意义上,互联网思维与思维互联网又有相通之处,在与反互联网思维相抗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

2014-02-18

文/谢文

无论按阳历还是阴历计算,2013年终于过去了。这一年中国互联网业依然高歌猛进,战绩辉煌。根据CNNIC最新报告,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18亿,全年新增网民5358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5.8%,较2012年底提升3.7个百分点。虽然缺少权威统计数据,但根据已公布的各大网络公司的业绩和综合经验判断,全行业总收入仍旧保持40%以上的增长速度,利润总额的增长也在30%以上。

中国互联网业对整体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也在继续增长。传统媒体在互联网的持续冲击下终于让出了新闻资讯和社会舆论主渠道的地位,整个产业开始滑入了下行轨道。游戏,小说,影视等娱乐形式充满了互联网的味道。零售业连带商业地产业正在遭遇着互联网的冲击。即使是高度垄断的金融业也开始经受互联网的洗礼。

但是,另外一些数据则表明,中国互联网整体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态。据国外一些专业机构估算,目前全球约有6.5亿个有效网络域名,平均大概每十一个人一个。美国大概有1.2亿个有效网络域名,平均每三人一个。而中国目前只有1840万个有效域名,平均每74人才有一个,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是美国人均水平的二十五分之一。美国有大约一亿个网站,中国则只有320万个网站,相差30多倍。其实,中国在2009年曾经有过323万个网站,达到中国互联网史上的最高点。四年过去了,网站增长率居然是负数。在全球互联网上存在的信息总量中,中文信息只占有不到3%的份额。

如果以互联网发展水平去衡量一个国家的信息化程度,中国社会的信息化程度究竟如何,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究竟如何,与发达国家相差多远,要看你用那些指标去衡量了。一方面,中国互联网的商业化服务高度发达,以民营网络公司为主体的网络业在全球范围内算得上是仅次于美国的亚军。尽管在世界上创新力和影响力接近于零,但在中国国土范围内,互联网对社会发展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中国在互联网商业应用以外的领域中极度落后,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众多发展中国家。在除了商业和银行业以外的经济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资讯交换和社交领域,在公共信息服务和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在教育,医疗卫生,公益福利领域,乃至在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完全看不到与商用互联网兴旺发达相匹配的实质性进步和繁荣发展。恰恰相反,各种出于无知和偏见所形成的麻木不仁和惊慌失措,各种出于既得利益和惯性思维所形成的抵触抗拒和蛮横打压,各种有形无形的门槛和障碍,使得中国在从工业化社会走向信息化社会的进程中陷入了极度的失衡状态。

于是,整个社会就可以划分为互联网的中国和非互联网的中国。互联网的中国拥有近半的中国人口,主要由学龄人口和非农业劳动人口组成。他们每天平均有五到六小时生活在网络中,衣食住行,学习工作,沟通社交,无不依赖互联网。非互联网的中国拥有另一半人口,主要由幼儿老人和农业人口组成。他们依然生活在传统生活方式之中,是信息化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互联网的中国,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崇尚开放多元,市场竞争,公开透明,体现出社会的现代性。在非互联网的中国,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价值观与文化取向依然大行其道,一元化,官僚化,甚至军事化的社会运行机制仍然占据主流。

失衡的互联网发展有合理的一面,更有不合理的一面。任何涉及全社会的进步总是一点突破而全面发展,中国互联网由商业应用起步完全可以理解,但难以理解的是互联网向非商业应用领域的进军所受到的人为阻挠与抗拒。一个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应该是网络化和信息化的主要推动力和重要受益者,诸如学校,医院,媒体,行政机关等应该是互联网服务的引导者和领先者。但现实恰恰相反,这类机构的网络服务最多可以称之为聊胜于无而已。

如果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长期失衡下去,不仅会拖延整个社会的信息化进程,而且会反过来抑制和缩小网络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如果说一个木桶的容水量取决于短板的话,那么只有一块长板的木桶就更不可能装进多少水。当社会大部分注意力被有意无意地引导到若干网络公司间的龙争虎斗和神话传奇的时候,互联网发展失衡的状况被忽视了。这不仅对网络用户和网络公司不利,也对全社会的均衡发展和走向现代化不利。

2014-01-06

文/谢文

2013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将成为中国互联网史上重要的一年。在不到20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有几个年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1996年,第一批互联网增值服务公司出现,互联网从教育学术界走向社会。2000年,三大门户上市,网络业正式登堂入室。2003年,一批互联网公司开始盈利,第二波上市潮出现,网络业基本阵容形成。2008年,对互联网从大力促进转为严加管控。2013年则是一言难尽,整体上有四大热点,即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手机应用和舆论博弈,呈现出一种畸形发展,病态繁荣的局面。

电子商务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是中国互联网业发展的短板。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美国第一批涌现出来的网络公司中就产生了EBAY和亚马逊这样的巨头,到2005年左右就有半数以上的网民具有网络购物的经验。尽管中国也出现了8848和当当这样早期的电子商务公司,但成长缓慢,即使是淘宝问世后,直到2010年,网民使用电子商务的人数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近年来,特别是2013年电子商务增长迅猛,抛开一般因素不谈,税务优势,成本优势和体制优势是三大动因。

电子商务对小微型企业在税务方面优势明显,不仅仅是看得到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员工社保税务上所具备的回旋余地。由于电子商务的买方主要是个人,具有购物数量小,卖方数量大而分散,交易主要依靠电子支付手段进行的特点。所以,商家的公司管理就有了不规范甚至基本属于摆地摊状的机会。不交营业税和所得税,少交或不交社保税,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一些中型甚至大型零售企业也利用机会,分设多个网络卖点和销售渠道,或者设立复杂的中间环节,得以避税或者逃税。这样,电子商务对传统商务就形成了商品的价格优势和经营上的利润优势。

传统零售商在场地租金,物流成本和人员成本方面负担很重,且有逐年加剧的趋势。过去几年城市商业地产的租金飞涨,极大地削弱了传统商业的竞争能力。去年开始的针对党政机关的奢侈浪费风的整顿,又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商品销售上的虚假繁荣。相比之下,无需店面支撑而又主要面对百姓个人和家庭消费的电子商务竞争力大增,既无须应对场地租金高企的压力,又没有用户群萎缩的隐忧。本来电子商务的最大瓶颈在于覆盖全国的物流和商品递送系统,耗资巨大而系统稳定性差。但是,由于传统商业缺少巨无霸型的企业,过度依赖多重批发储运系统,同时交通系统过度收费造成成本高企,这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电子商务在物流方面的成本劣势。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快递员工多数处于临时工性质的福利待遇和经常性的超时工作,客观上降低了电子商务的人工成本。

电子商务的主力军是民营企业,也有少数国资进入,但基本按民营企业机制运行的公司。所以,同国有商业企业相比,电子商务企业在体制上就有了显而易见的优势,决策快,资源调配及时灵活,员工积极主动性比较强。即使是同传统商业领域的民营企业相比,电子商务企业的体制优势也十分明显。传统商业企业多在一城一地经营,即使是号称全国连锁经营的公司也主要在大中城市布点,而电子商务企业即使再小也可依托公共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服务进行全国性经营。传统商业企业一般每天经营时间有限,而电子商务却可以每天24小时服务。

虽然具备三大优势,但这些优势不可能长期保持。电子商务火山爆发式的增长速度最多再过一两年就会达到顶峰,增长速度会逐年下降,转入年增长率20%左右的正常状态。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对电子商务免税的扶植政策即将告一段落,会逐步纳入正常的商业税收体系中融合整理。中国针对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也应该在一两年内出台,同传统商务一视同仁。随着税收优惠的取消,电子商务企业间的规模效益将会凸显,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减免空间将急剧缩小,数以千万计的小微型电子商务企业的生存环境将急剧恶化。除了那些具有独特性和小众性的商品经营者外,小微型电子商业经营者大都会失去存在价值。

其次,电子商务的爆发性增长反过来成为商业地产降价的动因,而党政机关商品消费能力随着反腐运 动的制度化,其后续效应会长期持续。从2014年开始,大中城市的商业店铺租金应该进入下行轨道。同时,物流体系和支付体系的日益公共化和规模化必将渗透到传统商业体系之中,从而缩小电子商务企业和传统商业之间在这些方面的距离。

最后,随着电子商务企业的规模化和传统商务企业大举进军电子商务,二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相互兼容,电子商务业长期享有的体制优势也会逐渐削弱,这些年来电子商务对传统商务的替代性效应会逐渐消失。在看得见的未来,电子商务的增长率仍然会明显高于传统商业的增长率。但是,异乎寻常的爆发性增长将一去不复返,成为一段互联网史上美丽的传说。

2013-12-04

文/谢文

三年前,受邀在传统媒体圈陆续介绍过几次新媒体。由于不假辞色,不留幻想,惹恼了一干朋友。三年过去,种种预言一一应验,不知这些朋友今日作何感想。

传统媒体,尤其是纸媒的衰落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由于体制支撑和现代化程度上的距离,中国传统媒体衰落的步伐落后美国五到七年。美国纸媒(包括报纸,杂志和书籍)的收入总额,雇员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在2007前后达到顶峰,然后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下降,今天大概在顶峰期的一半左右。再过三五年,美国纸媒市场衰落的速度会下降,其收入总额(去除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雇员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缩减到顶峰期的三分之一左右,然后继续缓缓下降。

尽管晚了五到七年,中国传统媒体的衰落轨迹应该和美国差不多。2011年大概是纸媒收入总额,雇员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顶峰年,从2012年开始下滑,2013年的下滑趋势更加明显。全面可信的统计难以看到,但从业内众多消息看,收入不降和员工流失率可控的纸媒已属上乘,更多的是收入大幅下降和员工大批流失,士气不振,市场份额下降。三五年后,收入总额,雇员规模和市场占有率降到顶峰期的一半左右,应该是不算离谱的预期。影视业的顶峰期大约还要三年左右才会到来,然后就会步纸媒后尘,走入下行轨道。

面对如此趋势,传统媒体业终于放下了没落贵族的身段,渐渐形成了必须转型的思想共识。但是,在向什么方向转型,走什么样的转型之路的问题上,共识远未形成,假转型或乱转型的现象随处可寻,真转型难得一见。

近年来,一些国有传统媒体在资本层面上组成媒体集团,大肆出手收购网络游戏公司,或者进入房地产和金融业等暴利行业,被称为是转型努力。其实,这只是资产配置上的动作,即使做的再多,也只是资产控制上的变化,既无助于现有传统媒体的转型,也没有新置资产与原有资产的有机联系。这也许可以拿来应付上级,说是优化资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也许可以保住集团管理团队的饭碗,逐步清空传统媒体资产。但是,这和媒体转型无关,最多可以看作是金蝉脱壳,是假转型的面子工程。

更常见的则是传统媒体以全媒体战略代替向新媒体转型的乱转型现象。诸多纸媒投入大量资源去做网站和手机客户端的应用,将纸媒内容复制到互联网上。如果把这些努力看作是转型练兵,或者是转型的热身阶段,但如果以为这就算是转型新媒体,那就注定要悲剧了。无论网站或手机应用做得多么漂亮时髦,跟随安卓或IOS操作系统的升级而更新得多么快捷迅速,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仍然以纸媒为基本平台,其他东西只是传播纸媒内容的渠道,说到底还是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

新媒体发展至今,仍然还处在早期阶段,远远没有定型,没有出现在内容生产,传播,赢利等方面公认的领先者,还是群雄争霸,创新不断的局面。但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以用户和用户之间的关系为传播机制,以互动为内容生产的动力,以多媒体为特色,以新闻,资讯和服务有机融合为商业模式,这五点合起来构成新媒体的本质。对此,网络业正在逐渐形成共识,而传统媒体业则有待提高。对传统媒体而言,所谓转型就是从原有传统平台(报纸,杂志,书籍,电视,电影,广播,等等)转移到互联网平台上去。在转型期间,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原有平台加上手机,平板电脑,网络眼镜,网络汽车以及形形色色的数据终端,都是这一平台的数据获取与传播渠道。如果本末倒置,坚持把传统平台作为核心,把互联网作为传播渠道;或者坚持双平台,同时维持传统平台与网络平台,割裂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那就会贻误转型时机,造成资源错配,经营陷入困境。一旦新媒体生态环境成熟,那些假转型,乱转型的传统媒体就会进退失据,被迫彻底退出市场。

同一般国家相比,中国传统媒体业受到了相当程度的体制保护,这也是传统媒体转型来的晚,做的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媒体准入门槛高,监管严,麻烦多,所以在美国传统媒体转型期常见的倒闭,重组和收购在中国并不多见,使得转型所必需的甩包袱,清资产,换队伍,补资源等条件,在传统媒体转型中难以获得。

互联网不相信眼泪,更不相信靠权力和既得利益维持的垄断。传统媒体业不对民资网络公司开放,那么网络公司们就会自己开辟出一个新媒体市场,并渐渐摧毁传统媒体的世袭领地。为了避免优胜劣汰,成为植物人或安乐死的下场,传统媒体应该正视现实,真转型而不是假转型或乱转型。如果不能蜕变为新媒体,那么至少要争取能够获得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中的存活能力。时不我待,三五年而已。

2013-11-04

文/谢文

本来,互联网金融是个国内金融业和网络业都感兴趣的话题,金融业说的更起劲些。但就在过去一个多月中,互联网金融却成了网络业的中心话题,且动作频频,金融业反倒没什么动静了。刚刚开办三个多月的淘宝的余额宝货币基金,网民投资额达到556亿,成为中国最大的货币基金,占了货币基金总额的十分之一以上。百度开发的百发基金项目,由于号称目标回报率为8%,也引发市场一片轰动。腾讯,新浪以及其他有名无名的网络公司,也在积极筹备进入这一市场。

在互联网上提供基本的金融服务,例如支付,存储,投资产品购销,股票交易,保险服务,信托服务等等,无论是从所需的网络技术难度看,还是从金融操作难度看,都不构成很高的进入门槛。事实上,美国等国在互联网上搞金融服务已经二十多年了。这方面没有成长出一家很成功的公司,也说明这里没什么创新空间。在发育充分的市场环境里,互联网金融只是一片红海而已。如果不是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的步伐滞后,既得利益集团设置重重障碍,存在事实上的国企垄断和对民营公司的歧视,中国的网络公司们早在十多年前就可以进入这一领域并大显身手。网络支付在官方认可并发放执照前的十多年里,一直坚持事实经营就是明证。

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在今天倍受关注,说明客观上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迫切的社会发展需要。首先,亿万小有积蓄的普通百姓(其中多数也是网民)长期忍受着超低固定存款利率的盘剥,又对凶险异常的股票市场望而却步,急需回报率较高,比较方便安全可靠的替代型金融投资产品。其次,互联网已经形成了用户规模巨大,服务种类繁多,运营安全可靠的社会生态环境,亟需寻找机会,弥补金融服务匮乏的薄弱环节,建立完整闭合的服务链,拓展进一步发展壮大的空间。第三,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壮大资本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将更多的社会资金转换为投资资本。

虽然享受了长达十几年的政策保护,金融业在互联网平台上的表现却不尽人意。虽然各金融机构也初步利用了网络渠道,将一些现有服务开发成网络服务,但总体看只是把互联网看作一个营销渠道和服务平台,并没有根据互联网的特性和网民的特点开发出全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也没有将金融服务与全面的网络服务融合为一。在发达国家,同很多传统产业相比,计算机化和数据化程度很高的金融业受到互联网大潮冲击的力度不高,网络化的进程比较顺利,网络业的可乘之机不多,是一个攻防平衡的局面。但在中国,由于金融业享有的垄断地位和超额利润,也由于创新不足和服务不够,所以成了众矢之的。这与互联网冲向传统行业的浪潮相叠加,就让这一波互联网金融的冲击显得格外凶猛,攻击一方是网络业,防守一方是金融业,攻防两方力量显得极不平衡,主动权在网络业一边。

历史上,凡是网络业侵蚀,瓦解,整合传统产业的世袭领地,结果都是一边倒,网络业大胜,传统产业被改造。新闻资讯服务业一直享有政策上和政治上的严密保护,但今天互联网已被公认是新闻资讯传播的主要平台。三网合一本来是电信业与电视业的博弈之地,结果却成了互联网一统天下。其他诸如娱乐业,零售业等也无不已经或正在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眼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呼声正高,金融业首当其冲。如果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利率市场化得以实现,民营资本进入成为可能,那么,所谓互联网金融就会变成金融业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突破口。如果政策允许,若干互联网公司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例如获得设立金融机构牌照,入股现存金融机构,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运营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等等,堂而皇之地杀入金融市场。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品牌,资本,市场,技术,服务和海量用户的优势,网络公司一定能够获得相当的发展空间。即使在若干年里只能介入一些简单,低端,薄利的金融服务,网络业也会乐此不疲。如果有数万亿资金流入网络平台,并停留在此孳息生利,那么可以想见中国的金融市场会因此而大变。

从互联网的角度看,互联网金融算不上什么创新,更多地具有补课的性质。但从改革开放的角度看,从金融业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角度看,互联网金融又具有了一定的创新力量。尽管出于国情,这股浪潮的冲击力有相当的可能被迟滞,被阻碍,被削弱,但该来的总会来的,无非是时间早晚问题。金融业应该从习惯性思维中挣脱出来,摆脱消极防守的态势,力争成为互联网金融的进攻者,至少成为与网络业并肩的共同进攻者,一起创造一个崭新的金融服务业。